爷爷带孙子去做亲子鉴定，本来以为是儿媳背叛儿子。结果大跌眼镜，是什么
2月7日，电影《兴风作浪3》正版视频平台上映。此片由本山老师指导，辽宁省民间艺术团荣誉出品，杨树林、关婷娜和诸多本山大叔的徒弟们协同出演。这部影片较大的特性就是：都是伦理梗，颇有一些剧场东北二人转的味儿。它是一部用影片的方法展现二人转喜剧负担的著作。爷爷带孙子去做亲子鉴定在这部影片之中，男主是一个出租车驾驶员，一家老小，媳妇儿小孩和爸爸妈妈，日常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原本非常幸福。但是，伦理梗立刻就需要来啦哟。这个的爷爷常常带上上中小学的小孙子逛街购物，可邻居们一直说，小孙子和爷爷看起来并不像，和他的爸爸看起来都不像，是“孽种”。这句话太致伤，这一爷爷*后动了“歪思绪”，居然自身悄悄的带上小孙子亲子鉴定来到。伦理梗再次开演，医院得出评定结果，爷爷和小孙子没有血缘关系上的一切关联。一下子，这一家中逐渐油炸锅了。爷爷和奶奶十分气恼，而且“开始了自身的演出”。杨树林扮演的男主，和关婷娜扮演的女主角，这对儿夫妇，忽然看起来十分处于被动了。孩子在爸爸的威胁下，居然寻找自己媳妇儿要一个叫法。这类伦理梗设计方案，让观众们免不得心潮澎湃。*后女主角和男主居然也带上小孩来到医院，干了dna鉴定。观众们认为，到这儿，伦理梗也就结束了，殊不知，远没有呢。dna鉴定的结果是，这一小孩，便是夫妇养育的，有亲子沟通。进而，能够反方向证实，男主和自身的爸爸没有亲子沟通了。伦理梗内容更为乱腾，逐渐不舒服的，则是爷爷和奶奶了。到此，爷爷逐渐猜疑奶奶当初有什么问题，奶奶则是有口难辩。假如粉丝感觉这还不够瞎折腾得话，更猛的经典片段依然不断开演。这名爷爷，居然去孙小寡妇的店铺寻找宽慰，居然期待和孙小寡妇“开整”，寻找对妻子的报复这些。这一家子是真乱了套的。眼见着风波十分，*后，是男主的老丈人同意，凭着自身在刑警队的关联，尝试协助这一家子人搞搞清楚真正的情况。*后，所有dna鉴定的结果是，小孙子是男主和女主角生的，但男主和自身的爸爸妈妈，没有一切关联。奶奶这里，算作洗除了。但是，男主如何就并不是亲生父母的了呢？伦理梗到这儿，依然没有完毕。一家人赶到当初生产制造的医院，找结果，*后获得的回应是，抱不对。但是，爷爷和奶奶当初亲生父母的小孩到底是谁？一番瞎折腾，老丈人的孩子，居然是和女婿同一天出世的，那时候俩人到医院被抱不对。这个时候，这部电视连续剧赶到*巅峰的伦理梗之中。姐夫和内弟“真实身份交换”，各自归属于俩家的。可是，这代表着，男主和女主角，居然是姐弟关系了。这一伦理大梗，但是挑战了粉丝们的认知能力道德底线了。但是，好在，此片的导演可以“自身核查”。*后的结果是，这一亲姐姐，是老丈人当初贩毒情况下救出的女宝宝，一直当自身的亲女儿养。这部影片，*后两家人照大合影，“孩子并不是亲生父母的”，是东北二人转著作十分擅于应用的伦理梗内容。但是，可以把伦理梗这般聚集地应用，而且产生一部电影著作的，《兴风作浪3》或是头一部。这类伦理梗自身就可以对粉丝开展社会道德与真情上的刺激性，因而屡试不爽，常常被原创者应用。自然，这类著作品质的优劣，另说了。实际上，这类伦理梗，不外乎是鲁迅所说的白膀子以后的联想力而已，便是运用粉丝唯有在这些方面拥有 普遍的想象力的情况。拿这一找哏，也好像并不高超。可是，不论是东北二人转或是这部影片著作，把伦理梗聚集应用，也都能够具有比较非常好的喜剧实际效果——便是要在人生道路的紧凑之中见到喜剧的实际效果。很有可能许多影迷会说，这类伦理梗，也仅有东北地区喜剧才会用。这句话也不是假话。这类伦理梗，好像还真的是东北地区喜剧在使用 。但是，相近内容，但是分不清南北方的。韩少功教师在《马桥词典》之中写到，古时候的情况下，湖南省一部分地域找老婆的情况下，喜爱找肚子胖的，乃至因此早已孕期的，觉得那样的，证实可以有生育功能，能够繁衍后代。但是，韩少功教师在《马桥词典》之中也提到，古时候湖南省的一部分地域，对长子是敌视的，乃至因此要干掉的，便是由于长子很有可能并不是自身亲生父母的。有一些妈妈，为了更好地防止长子被杀，只有把小孩放到小帆船上，波涛滚滚，希望被别人拣去这些。这实际上便是古代人在繁衍后代和亲生父母骨血中间的分歧心理状态相悖。像《兴风作浪3》那样的伦理梗喜剧，直到现在，大家也就是作为俚俗喜剧嘿嘿一笑而已。显而易见，时期是发展了，这类内容，亦早已并不是悲伤的事儿了。像《马桥词典》之中写的这种伦理内容，荡然无存。
章子怡隐藏的太深，汪峰带女儿去做亲子鉴定，究竟发生了什么？
汪峰在和章子怡结婚之前和前任葛荟婕生有一个女儿，当初因为汪峰带女儿去做亲子鉴定这件事葛荟婕被葛荟婕破口大骂，汪峰澄清说是为了给女儿上户口。
如今的女儿“小苹果”已然长大，之所以说章子怡藏得太深是因为章子怡其实是一位特别好的继母，对小苹果十分疼爱，小苹果和章子怡也特别亲近。
一、汪峰带小苹果做亲子鉴定
汪峰这位著名歌手的感情史也是非常丰富，前前后后经历了四五段感情，*后和章子怡结婚抱得美人归。汪峰有三个女儿，一个是和章子怡生的，另外两个是个两个前任生的。其中大女儿汪曼熙是汪峰和葛荟婕的女儿。
葛荟婕17岁的时候遇见汪峰，那时的汪峰已经是有夫之妇，比葛荟婕大了整整十六岁。葛荟婕被汪峰身上的浪子气息深深吸引在情窦初开的年纪投入了汪峰的怀抱。不久之后汪峰离婚和葛荟婕同居。葛荟婕18岁的时候给汪峰生下一个女儿，小名叫“小苹果”。
都说孩子是夫妻感情的纽带，是爱情的结晶，有了孩子夫妻两个人就能被栓到一块，汪峰和葛荟婕恰恰相反。
汪峰发现葛荟婕生了孩子之后还是那么幼稚，每天只知道玩耍打游戏，不会保持家庭，不是贤妻良母，一来二去两个人之间的矛盾积累得越来越多，这段感情也走到了尽头。
分手之后的葛荟婕陷入了愤怒的状态，一直对汪峰谩骂怒斥，说他对自己不好，舍不得给自己花钱，还说汪峰喜欢赌钱，甚至揭露了汪峰带女儿做亲子鉴定的举动。葛荟婕微博发文称汪峰虚伪，居然能做出带女儿做亲子鉴定这样的蠢事，说汪峰没有心。
带孩子做亲子鉴定这样的事的确很容易让人想歪，汪峰也对比回应，他并没有否认带小苹果做过亲子鉴定，理由是为了给五岁的女儿上户口，需要用亲子鉴定证明两个人的父女关系。因为汪峰和葛荟婕属于未婚生子，所以汪峰证明父女关系也无可厚非。不过在葛荟婕眼里汪峰这种行为是丧尽天良。
二、章子怡贤妻良母身份隐藏太深
章子怡和汪峰本来似乎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汪峰是歌手，章子怡是影星，且章子怡一直是女神级别的女明星，多少男人心中的女神，*后却被汪峰抱得美人归。
所以其实一开始很多人并不看好这段感情，但是从2013年结婚到现在汪峰和章子怡一直婚姻稳定感情稳定，也证明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的决心。
因为小苹果的原因，章子怡成了后妈。相信很多人对“后妈”这个词或多或少会产生应激反应，在人们的惯性印象中后妈似乎是一个贬义词，她残忍恶毒，会折磨丈夫和前妻的孩子，抢夺家里的财产。当然现实中也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但章子怡并非如此。
章子怡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后妈。虽然小苹果并不是章子怡亲生女儿，但章子怡对待小苹果比自己的亲闺女还亲。
章子怡十分关心小苹果的功课，请*好的家教照顾女儿的学习；小苹果的日常生活起居都是由章子怡一手打理；章子怡带小苹果去爬山、旅游、学习音乐。小苹果15岁生日的时候刚生下小儿子的章子怡就去给小苹果过生日。
和汪峰结婚这么多年来，章子怡对小苹果对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在镜头前她是叱咤风云的国际影星，是高傲强大的女明星，在镜头之后生活中章子怡是一位贤妻良母，对孩子们关心呵护，对丈夫照顾支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汪峰愿意和章子怡踏踏实实过日子。
三、小苹果对章子怡十分亲近
有这样好的后妈任是谁都会愿意亲近一些，小苹果心里知道章子怡对自己好，所以也愿意称呼她一声“妈妈”。这声妈妈是章子怡用一粥一饭事事关心的母爱换来的。小苹果对她格外亲近。
反观小苹果的亲妈葛荟婕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愤怒与谩骂，骂汪峰，骂章子怡，语言过分，情绪愤慨。说句实话，这么多年来一直悉心照顾小苹果的是章子怡，葛荟婕这个亲妈除了每天愤怒地抱怨以外什么都没有，换位思考一下小苹果和章子怡亲近再正常不过。
汪峰晒出了两个小苹果为章子怡弹钢琴庆生的视频，视频中一家人幸福美满其乐融融。葛荟婕不出意料地依旧对其愤怒批评，只是这一次她在*后说了一句“但我看到她们的眼神…是爱你的”。这句话无形中肯定了章子怡的母爱，这么多好葛荟婕终于看到了章子怡和小苹果亲近的事实。
如今的小苹果已经16岁，长成了一个美丽优雅的大姑娘，章子怡和汪峰也经常会晒出一家五口在一起的日常生活，照片中小苹果总是搂着抱着章子怡，父女二人看起来十分亲近。
孩子其实很聪明，谁对她好谁对她不好她心里门儿清，你对她好她自然愿意和你亲近。你对她不好，即便有一层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她也不会动容。
所谓亲情，在亲更在情，有时候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葛荟婕和小苹果是亲，而章子怡对小苹果是情，这份情弥补了小苹果亲妈不在身边的遗憾，陪伴着小苹果的成长，也是章子怡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妻子的伟大之处。
葛荟婕总是说章子怡在利用自己的女儿炒贤妻良母的人设，但是小苹果的态度才是*能说明问题的。小苹果的认可和亲近就是章子怡贤妻良母好后妈的*好证明。
很多人说章子怡御夫有术，能收服海王，但是这份御夫有术的背后哪里不是章子怡本身对家庭和家人的真心相待呢。
什么是亲子鉴定？什么是亲子鉴定，司法亲子鉴定和个人亲子鉴定?
现在的DNA亲子鉴定是根据遗传学原理，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对被鉴定者进行特定DN**段的提取和检测，并对结果进行相应的计算和分析，从而得出鉴定结论的过程。”这比古代的那些“滴血认清”或者“滴骨认清”要准确的多。现在的亲子鉴定种类用途很多。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隐私鉴定 胎儿鉴定 亲缘鉴定 司法鉴定 落户鉴定 移民鉴定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建议你选择隐私鉴定，也就是个人隐私亲子鉴定，准确率与司法亲子鉴定完全一致，而且私密性强，可以匿名委托，也可以直接邮寄样本鉴定，但鉴定结果不能作为法律用途。（落户、移民、司、亲源）。如果需要用作法律用途在鉴定的时候需要提备注。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关于基因健康的知识，请关注裕力健康或者在下方评论留言，欢迎点击关注。
什么是亲子鉴定？什么是亲子鉴定，司法亲子鉴定和个人亲子鉴定怎么做
在说亲子鉴定多少钱之前，先说什么是亲子鉴定，司法亲子鉴定和个人亲子鉴定的作用。每个人都有做亲子鉴定的权利，无需申请，但是首先要明确做亲子鉴定的目的：
1。司法亲子鉴定。
如果是报户口、公证、打官司，那要做司法亲子鉴定，需要鉴定人到场，现场采样、拍照片、工作人员核对核对证件，带上鉴定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司法亲子鉴定的报告才是有法律效力的。
宏观经济中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有什么意义？
长期均衡能达到充分就业状态，而短期不一定能达到。长期和短期均衡都是总供给曲线与总需求曲线的交点。在实现充分就业是，两者达到一致
我知道上面错了再帮我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呃...怎么说呢,其实完全没必要用积分的.积分的一个定义是要在可导函数上使用的.而电荷量从微观来看是一个一个电荷的累计.那么就好象一个数列而不是函数,是不能无限分割,也就是积分的.....个人观点,不知道是否正确.至于公式的话,你给两道具体的题看看应该怎么用公式.一般来说求电荷两是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求出平均电流再用Q=IT,或者还有个电流的微观表达式I=NESV也许有点帮助....
网友：亲子鉴定风波微观
当代中国的年轻父母，特别是已经在城市过上中产阶层生活或准中产阶层生活的年轻父母，正日益被卷入到一场全面的教育竞争中。这场教育竞争的主战场，渐渐从学校转移到家庭。家庭成为教育竞争的主体，这在历史上存在过，却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和普遍。
家庭教育的竞争，是关于生活品质、兴趣特长、学业成绩、居住空间、优质学校教育资源分配的全面竞争，考验着家庭的综合实力。家庭教育竞争具有空前的动员能力，孩子、父母、父母的父母，都充分参与进来。兴趣班、辅导班、在线课堂，一切与教育有关的市场资源都被激活和调动起来，裹挟着家长的期待、竞争的压力、资本的喧嚣，共同形塑着当代中国城市家庭教育的面貌。
为了赢得这场教育竞争的胜利，家长们不得不以孩子教育为中心来组织生活。时间的安排，收入的分配、家庭关系的协调，一切行动都显得高效，却又有几分盲目。未来与目标的关系，目标与手段的关系都不甚明确。家长高呼“绝对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但根本不知道起跑线在哪里。
太多家长来不及深思熟虑，只能被教育洪流裹挟前进。这种井然有序的盲目，并不是个体、偶发和孤立事件，而是大面积发生着。这种盲目，与家庭教育理念变化、家校关系调整和家庭关系变革息息相关，从总体上表现和再生产着当代中国的家庭教育困境。
一、低质量陪伴削弱孩子主体性
充分强调陪伴时间对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性，这是当代中国比较流行的家庭教育理念。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有时间、挤时间甚至牺牲事业发展机会来关注家庭教育，陪伴孩子一起成长，游戏、旅游、上兴趣班、写作业……
80后、90后的年轻父母们，投入到家庭教育方面的时间，比父辈当年教育自己所花费的时间要多得多。
陪伴的目的是保证父母更多时间“在场”，从而密切亲子关系。吊诡的是，在许多城市家庭，年轻父母无微不至地陪伴和照料，并没有密切亲子关系，反而使关系变得紧张，甚至对立了。
亲子关系没有因为陪伴时间增加而亲密，这是为什么呢？
通常情况下，陪伴时间多就会管得多，管得多就容易陷入细节，陷入细节就容易发生对孩子的过度干预和不必要限制。当父母以成人的眼界、知识、经验和能力去评价孩子行为的时候，就会惹出许多不必要的烦恼，甚至心中升起无名怒火。此时，孩子在父母陪伴中感受到的，就不是快乐，不是爱，而是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这种感受一旦持续，就会影响孩子心智发展，叛逆心就会增强。所谓青春期的叛逆，不只是生命周期的普遍现象，还与具体家庭教育情境有关。凡是在管教多、紧张度高的家庭教育氛围中，孩子青春期叛逆就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和剧烈。如果父母提早开始精细管教，孩子的叛逆症状很可能提前发作。
孩子往往在父母看不见的地方长大！父母“不在场”，孩子才能独立面对环境，这正是主体性成长的大好时机。有时候，让孩子独立犯些小错，未尝不是好事。管得太多了，抓得太细了，孩子独立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就会被抑制。
当前家庭教育理念中，片面或过度强调陪伴，对许多父母形成了误导。其实，决定亲子陪伴效果的决定性因素，不是陪伴时间长短，而是陪伴质量高低。所谓高质量陪伴，是指在陪伴过程中着重树立孩子的规则意识，解决孩子成长中的目标、方向和动力问题。所谓低质量陪伴，是指陪伴过程中事无巨细，结果陪伴变成了干涉，孩子的自由空间被压缩，主体性被削弱。这种低质量陪伴，很容易起到负面效果。
父母陪伴，不能挤压孩子自由成长空间。传统时期，父母忙于生计，没有太多时间关注孩子成长，更多采取放养方式。粗放养育尽管存在不足，但优点是不会抑制孩子主体性。
精细养育时代，如何培养孩子的主体性，如何在家长陪伴和孩子自由之间达成平衡，如何把握粗与细、放与收的关系，特别值得那些有时间陪伴孩子、正在全身心陪伴孩子成长的年轻父母反思。
二、家校关系错位导致家庭教育隐性负担增加
年轻父母对孩子教育过程的深度参与，更大程度上与家校关系调整有关。80后、90后在接受基础教育时，学生学习活动的责任主体是学校。学校对学生的管教力度较大。在这种模式中，家长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是辅助性的，学生的成绩分化与学生能力、努力程度和教师责任心直接相关。
当前的家校关系，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学校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敢于和能够承担学校教育的主体责任了。它要求家庭来承担，它迫切需要家庭来承担。这种承担，以更多的参与和联络为基础。、
更为关键的是，学校教育在学生分化中所起的作用在不断降低。许多地区的基础教育，为了强调抽象的公平性，越来越淡化或回避教育分化。用一种所谓的自由、轻松和平等来解脱学校责任和麻痹家长意识。当学校不再重视或有意弱化学生分化的时候，家长就必须参与进来。
综合来看，家校关系错位，主要表现为责任错位和功能错位。所谓责任错位，是指学校在学生学习中的管教责任降低，尽可能规避教育过程中的风险，尽可能把责任和风险外部化。此时，家长只能主动或被动调整，把责任和风险内部化。所谓功能错位，是指学校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不再为学生竞争和分化提供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外部化了，变成了家长的任务，需要在辅导班中去实现。
家校关系错位，导致了所有与教育活动有关的责任、风险和成本的重新分配。旧的不均衡，被新的不均衡替代。旧的不均衡所导致的负重，由学校承担。新的不均衡所导致的负重，由千万家长承担。这种关于负重分配的结构性调整，并不是通过激烈博弈来完成，而是得益于素质教育、学校减负、家校共育等新教育理念的广泛传播和深入实践。
家校关系错位，是学生负担增加的重要原因。目前人们仅仅关注作业、补习等形式的学习负担。其实，这只是显性负担，更值得考察的是隐性负担。当学校教育责任、风险和成本更多向家庭转移的时候，家长就承担了比之前多得多、大得多的压力和心理成本。这种隐性负担，才是更大的负担。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品。教育的目标，不是取消竞争，而是为培养学生的竞争能力提供公平环境。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应该享有这种环境。教育不是要取消分化，而是要让这种分化过程变得公平。所谓公平的分化，是让这种分化的产生，主要取决于竞争主体（也就是学生）的能力、努力程度。外部性因素介入越多，教育的公平性就越弱。
在社会分化背景下，公共教育的公平性使命，应该定位于抑制社会分化给教育分化带来的过度影响，用公共教育资源去抵消这种影响。只有这样，教育才能真正促进社会流动、培养有竞争能力的人。现在，许多地方的公共教育正在回避或忽视这种分化，他们把影响分化的任务，交给了家庭。
谁的孩子谁负责，谁的孩子谁操心。家庭教育被推上了社会竞争的前台。家庭主动或被动参与教育竞争。家庭教育水平，成为影响孩子社会分化的关键因素。这正是家庭教育被强化，父母深度卷入家庭教育的根本原因。
三、家庭教育增负与家庭关系调整
家庭教育竞争激烈，迫切需要家庭关系作出调整，按照*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方式来协调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
一方面，代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兴趣班、辅导班、放学时间过早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接送和陪伴问题。年轻父母分身无术，老年人参与显得格外重要。标配的家庭教育体系，不仅需要足够的经济资本，还需要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形成一个高效、灵活、有序的家庭教育后勤保障体系。
另一方面，更多父亲选择了回归家庭。年轻父亲尽可能退出一些必要或不必要的社交活动，回归家庭生活，在妻子的赞扬、鼓励、唠叨或呵斥中深度参与家庭生活特别是孩子教育过程中——这种深度参与，已经成为社会评价好丈夫、好父亲的标准。
父亲深度参与子女教育过程，这是男性角色的历史性转化。对于女性而言，这是另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这种胜利不是通过两性斗争实现的，而是依靠家庭教育的分工合作来完成。只不过，丈夫回归家庭，虽然增加了夫妻相处时间，但未必密切夫妻关系。教育理念上的分歧，教育细节上的争议，增加了摩擦甚至争吵的机会。有时孩子夹在中间，反而不知所措。
当然，在这场家庭教育变革中，母亲的压力*大。他们既要在职场上打拼，又要匆匆回家扮演虎妈的角色。他们全程陪伴，倾心投入，仿佛又接受了一次基础教育。遗憾的是，因为作业陪伴而引发的郁闷情绪正在一些家庭积累，偶尔爆发。
为了让孩子掌握教育竞争的主动权，家庭需要优化配置各种资源，以孩子为轴心组织生活。这种共同目标，调动了家庭发展能力，也在削弱家庭发展能力。毕竟，当微观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子女教育方面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的时候，就会在宏观上弱化社会生产经营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进而影响社会活力。
四、结语
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教育变革中，没有多少家长可以置身事外。学校老师也在在负重前行，他们深处家校关系调整的漩涡之中，感到焦虑、被动和力不从心。
在没有达到新的平衡之前，家庭教育依然会显得盲目。这种盲目，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公共性弱化的产物，也是家长在社会分化、教育竞争愈发激烈背景下心理压力的直接反应，还与舆论场上教育理念纷乱给家长教育行为带来的误导有关。
在家庭教育的盲目性中，那些被多重力量裹挟的孩子们，并没有多少直接发声的机会。他们才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关键主体，是家校关系的连接点。只有真正以孩子主体性成长为目标的教育变革，才有价值、意义和希望。
缺乏主体性培养为价值皈依的家庭教育，尽管能在家长或市场干预下通过精耕细作培养出部分成绩优秀的学生，但是这种优异很难真正表现出他们的实际能力差异。没有主体性作为保障，普遍的优秀，很可能是精致的平庸。
认识PUA，保护自己。视觉中国供图
“PUA”是近两年被频繁讨论的热门词汇之一。“北大女生自杀事件”“翟某某逼死程序员丈夫”“23岁女生跳楼自杀，遗书中称被男友PUA”……种种相关社会新闻让人们提起亲密关系中的PUA就胆战心惊。
PUA是英文“搭讪艺术家”的缩写，原指一方（通常是男性）为了发展恋情，去学习如何提升情商和互动技巧以吸引对方，直至发生亲密接触。PUA提出者的初衷也许是帮助那些害羞的人学会自我展示，掌握与异性沟通的社交技巧。然而，在当今的互联网语境下，PUA的应用场景和范围与其*早的含义已相去甚远，逐渐演变为恋爱关系中的一方通过精神打压等方式，对另一方进行情感控制的代名词。有观点认为，PUA的核心是通过刻意扭曲事实，采用持续打击、否认、误导和欺骗等方式，使被操纵者怀疑自己的价值，从而不得不对操纵者百依百顺。
当我们说PUA时，我们在说什么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姜思思介绍，PUA并不是一个专业术语。“亲密关系中的PUA”可以视为一种“伴侣间的胁迫控制”，是指伴侣中的一方通过多种方式建立起对另一方系统性支配的行为策略。控制者所使用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辱骂、恐吓、孤立、身体/性暴力、威胁、惩罚、微观管理、跟踪和经济控制。这种“胁迫控制”使得受害者被囚禁在施暴者所创造的虚幻世界中，陷入混乱、矛盾和恐惧的境地。
PUA不仅发生在亲密关系中，还广泛用于各种关系里，在职场、校园、家庭中，PUA都时有发生，姜思思指出，当我们说“职场PUA”“校园PUA”时，其含义可能更接近于“霸凌”。根据美国心理学会官网的定义，霸凌是一种攻击行为，指一个人故意且反复地对另一个人造成伤害或让他不适，其本质是一种支配行为，通过压制他人来获取对被霸凌者的掌控。“霸凌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权力之下的欺凌与压迫，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霸凌既包括肢体或言语的攻击，人际互动中的抗拒及排挤，也有可能是类似性骚扰般地对性的谈论，或对身体部位的嘲讽、评论或讥笑。”姜思思说。
“打击式教育”——父母对子女的PUA
在互联网上，人们有时会把“打击式教育”称为“亲子关系中的PUA”。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家庭教育模式在中国并不少见。
传统观念认为，严厉的教育才能使子女成才。俗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其推崇的正是打击式的教育方式。在这种教育理念下长大的父母，也会认同其合理性，认为爱孩子就应该对孩子严格要求，这样才是“对孩子好”。有些父母喜欢把“别人家的孩子”挂在嘴边，用“别人家的孩子”的优点去和自己孩子的缺点进行比较，让自己的孩子去跟“别人家的孩子”学习。甚至，一些父母心里明明对自己的孩子很认同，在外人面前也常以孩子为骄傲，面对自己的孩子时却一句认可也没有，永远只有打击。
还有一些父母出于“怕孩子骄傲”的担心，在孩子取得进步时也不会去夸赞，反而总是指责孩子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综艺《少年说》有一幕让人痛心的场景——
一个女孩在台上哭着控诉自己的妈妈：“你怎么总是拿我跟其他同学比较？为什么我的努力你从来都看不到？”台下的妈妈不为所动，只是冷冷地回应：“其实我一直在不断打击你，以你的性格，不打击会飘。”女孩一边抹眼泪一边表示，自己的性格不适合打击。然而，妈妈却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当你很强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拍一下；当你很弱的时候，我觉得要推你一把。”
女儿的表情很绝望，她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改变妈妈的做法，于是哭着走下了台。这段对话很快被推上微博热搜，许多网友表示：“在这个女孩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姜思思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很多家长打击孩子的初衷是帮助孩子成长为更好的人，但结果可能是在帮助孩子的同时也伤害了孩子。为了对孩子严格管教而对孩子一味地否定和打击，很容易让孩子将这种否定和打击内化，长大后也会极其严厉地对待自己，不断地挑自己毛病，认为自己处处都不够好，会用完美的标准苛责自己，这样的心理有可能会导致“自我PUA”。苛刻的自我要求，不愉快的心境，还可能增加孩子抑郁的风险。
姜思思称，一个人如果长期被打击和否定，则可能将这种PUA的模式内化，不需要别人出手就会“自动”打击和否定自己，陷入“自我PUA”的泥淖。社会上流行的一些成功学理念，如“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永远不能对自己满意”，也会助长“自我PUA”的产生。
PUA如同“裹了糖衣的炮弹”，具有隐蔽性
亲密关系中，既然被PUA的一方会受到伤害，为什么他/她又允许自己长期处于这样的关系中呢？
姜思思认为，亲密关系中的PUA通常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导致当事人尽管身在其中，却经常很难识别。“亲密关系中的PUA通常通过语言等方式实施，而非身体上的暴力。如果伴侣打你，你很容易意识到，这个伴侣有问题，因为大部分人都有一种共识：打人是不对的。然而，言语伤害就要隐蔽得多，有时候你被伤害了还不自知，反而会认为自己有问题。”
姜思思进一步解释说，很多时候，亲密关系中的PUA表现为一方制定标准和规则，从而占据关系中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对另一方施加影响，如“穿短裙是错的”“化妆是不好的”“女人应该温柔”“男人不能小气”等等。在亲密关系中，PUA就像是“裹了糖衣的炮弹”——一方在对另一方进行精神打击时，常常会打着“我是为了你好”“我因为爱你才会跟你说这些”“我这样是在帮助你”的名义，让被PUA的一方感到非常迷惑：明明感觉不舒服，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加之PUA的施加者通常很了解对方，对方的话很可能从某个角度看是部分成立的，这就使被害者更加难以分辨。
姜思思还观察到，很多情况下，PUA受害者在一段关系中并不总是受损，也会有所获得，这也增加了识别PUA的难度。“比如，一个在自我价值方面经常打击你的伴侣，可能在生活中非常照顾你；又或者他非常帅气和有才华，非常吸引你。”亲子关系中的PUA也是如此：施加伤害的父母同时也是子女的养育者，对子女的爱也是真实的。
当发现自己被PUA时，又该如何应对
那么，如何识别一段关系中的PUA呢？姜思思认为，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评估：
首先，观察对方是在批评你的部分缺点，还是否定你的全部。比如当你粗心时，正常的人会说“粗心不好，需要改正”，但霸凌者会否定你整个人，会从粗心引申到“你粗心大意，你不行，你有问题，别人不会喜欢你，不会认可你……”
其次，分析对方的话是建议还是命令，你是否有选择的权利；如果你不接受，对方会如何反应，是尊重你的选择，还是攻击你，逼迫你。很多时候，PUA施加者的话听起来像是在促使你进步，变成更好的人。然而，这里有一个关键点：你是否必须成长、必须进步？你是否有其他的选择？一段正常的关系中，你是自由的，是有选择权的，面对建议，你可以选择接纳，而非只能服从。
第三，倾听自己的感受。不妨问问自己：“你在这段关系中更快乐了吗？更充实了吗？更自信了吗？”如果一段关系让你变得不开心，不自信，变得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不好，感到绝望无助，那么这段关系就是有问题的。“有些人会觉得，一段关系是需要付出的，自己感到不舒服就去质疑这段关系，是不是自己太斤斤计较，太不懂付出？但实际上，一段好的关系应该是，别人觉得你很辛苦，付出很多，但你自己却乐在其中。如果在别人眼中，你们的关系很好，而你内心却很纠结，很难受，那你就要考虑这段关系是不是出了问题。”姜思思说。
当发现自己被PUA时，又该如何应对呢？姜思思说，离开这段关系，解除痛苦的来源，当然是很好的办法。但很多时候，一个人无法从一段关系中立即抽身，这时仍然可以采取一些方法保护自己。比如，可以采用“平衡反思法”，即不只反思自己，还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想想，对方的做法可能有什么不对，或者与朋友们交流，听听不同视角的观点，避免陷于过度自我反思。“尤其是当你处于一段连自己都觉得有问题的关系中，在被对方反复打击否定时，你甚至可以先想想对方是否有问题，从而跳出PUA的陷阱。”
如果伤害已经发生，请允许自己获得帮助
姜思思指出，一些人长期在关系中遭受精神打压，容易感到压抑、不快，甚至发展为悲观绝望、度日如年、痛不欲生，感觉“活着没有意思”“生活没有乐趣”，这时可能已经发展为“抑郁状态”，需要及时向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师寻求帮助。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并不会觉察到自己的精神状态已经达到病理性的程度，而是认为“我遇到糟糕的事情了，状态当然差”；也有些人虽然发现自己出现了抑郁，但却坚信病根是在关系上，“病根不解决，自己的抑郁也就好不了”，因而不去寻求专业帮助；还有些人会感到愤怒，认为“病因在别人，不是我有病，凭什么让我进行**”。
姜思思类比说：“如果你被别人撞伤骨折了，或者被别人砍伤流血了，错的确在别人，但终究是受伤的你去接受**。同样地，不管病因是什么，当你的情绪‘病’了，就要为自己的心理健康负责。尤其是在病因一时无法处理的情况下，评估自己的情绪状态，寻求专业帮助，尤为重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瑾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中国青年报
周裕琼，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传播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研究员。
林枫，深圳大学传播学院2015级研究生。
本文系**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字代沟、数字反哺与老龄化社会媒体素养提升研究”（项目编号：16BXW048）的阶段性成果。问卷调查得到了腾讯研究院的资助，特此鸣谢。
一
引言
在古典诗词中，代总是唤起文人墨客的浪漫想象。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代一直都是生物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焦点。无论是从哪个学科出发，终极命题往往殊途同归，即，代与代之间的更替与传承。然而，代代相传这一贯穿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机制，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来自代沟的挑战。玛格丽特·米德（1988：6-7）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观察到：“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之中，年青人和老年人——青少年和所有比他们年长的人——隔着一条深沟在互相望着……一条深深的、人工的沟壑是人类亲手所挖，它发明了一种技术把四十年代中期以来成长起来的人与此后成长起来的人分开了；这样的沟是不会弥合，不会变窄的。”那些米德曾注意到的引发代沟的技术——如电视、人造卫星、计算机等信息传播技术（ICT）——狂飙突进，已然升级为数字化、网络化和媒介化社会的“宰制性”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很有必要在生物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视角之外，再引入传播学的视角来考察代与代沟，并且站在数字代沟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落足点上体察现代社会的更替与传承。
二
代的概念化与操作化
代首先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是人类生理年龄的一种阶段性集合。以亲子年龄差为标尺，相隔三十年通常被视作两代人。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Mannheim，1952）提倡把代问题置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予以动态考察。在生物学上同时出生的一代人，只有经历相同的社会变迁，才能持有特定的思想、经验、社会文化及行为模式，共享集体记忆，变成“现实代”（generation as actuality）。因此，生物学上的年龄仅仅是划分代的众多依据之一，而人们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重大社会事件、所形成的集体记忆以及价值观才能决定他们的“代地位”（generational status）。
如何给中国人分代？营销学者展开了*初的尝试。舒特（Schutte）在1998年把中国消费者细分为三代：社会主义的一代（1945年前出生）、失落的一代（1945-1960）、生活自我的一代（1960-）。后继者（卢泰宏、杨晓燕、张红明，2005）又提出幸运一代（1960-1970）、转型一代（1970-1980）、独生一代（1980-）等划分。这些分代都强调了重大事件（如文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独生子女政策等）对一代人个性的塑造。社会学家周晓虹（2015：24）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中国例证：1966年的“文革”“造反”及随后的“上山下乡”孕育了经历相同的“现实代”，而其中那些善于思考并因此抓住了改革开放良机的“77级”*终构成了一个鲜明的“代单位”。
在代的概念化定义中，个体的生物时间（物理的、外化的、客观的存在）让位于个体的社会时间（感性的、内化的、主观的体验）。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生物时间还是社会时间，常用的测量手段都是年龄。如果把跨度较长的老中青三代视作“现实代”的话，那么跨度较短的则可以视作“代单位”。
基于年龄展开的代的操作化测量，强调了个体的生物和社会属性，而忽视了个体的家庭属性，即，个体在家庭中的角色扮演。家庭和代际关系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是家庭作为一个传播场域却未能吸引到足够的学术关注。西方的家庭传播研究也是*近三十年才得到认可，它关注家庭成员是如何在不同的情境下通过传播互动来定义身份、维系关系、建构意义，从而使家庭得以正常运转（Braithwaite，Suter& Floyd，2017）。在同一个家庭中，老、中、青（或青少年）分别扮演着祖代、亲代、子代的角色，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除了受到社会经历的影响，也必然会受到家庭身份以及家庭关系的制约。如果说西方家庭是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独立圆，那么重视血缘和孝道的中**庭则以亲子关系为核心、按照“差序格局”（费孝通，2008）辐射出去的一个个同心圆。亲子乃至祖孙之间的代际关系成为考察中**庭传播的重要切入点。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了代的概念化及操作化框架（图1）。我们认为代具有生物、社会和家庭三重属性。从时间维度上观察人类的代际更替和文化传承，我们发现出生年代相近的人处于相同的社会变迁中，形成了“现实代”，具体表现为以年龄分层（间隔在20-30岁间）为依据的老中青三代人，而隐藏在年龄背后的却是每一代人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当前中国代与代之间的观念和行为迥异，即便同一代人之内，以10年甚至5年为一个间隔，出现了众多“代单位”，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建构了集体意识和群体认同。当我们把研究从时间维度转向关系维度，聚焦于家庭，就会发现祖、亲、子三代人虽然在年龄上与老、中、青可以参差对应，但在生物和社会因素以外，他们在家庭内的角色扮演以及代际互动（哺育与反哺）制约着他们的观念与行为。
作为一个概念，代在传播学中的地位颇为尴尬，其测量手段（年龄）是几乎所有传播量化研究必不可少的变量，但研究者大多聚焦于代的生物和社会时间属性，很少关注到其家庭关系属性；大多考察年龄的连续性影响，较少展开短间隔（十年或五年）的比较，鲜少涉及长间隔（二三十年）的断代；大多把年龄视作一系列自变量或控制变量中的一个，很少将代置于研究的核心位置。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代问题在传播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处于缺席状态。有鉴于此，我们不但要重新认识年龄与代的关系，更要从代的视角俯瞰不同年龄层在媒介接触、使用、效果等方面的差异，从而把代沟这一关乎人类社会更替与传承的重要命题引入传播学。
三
从代沟到数字代沟
所谓代沟，是指“由于时代与环境的急遽变化、现代化进程的发生，社会的不断转型，而导致不同代人之间在价值观念、行为取向、文化喜好的选择方面出现的差异、隔阂以至冲突的社会现象”（沈汝发，2002：51）。
在米德（1988：108）看来，“代沟将随着生物过程而有秩序的前移…这是一个简单的、直线发展的结局”。然而，米德也注意到急遽的社会变迁使代沟变得“极其复杂”和“无法预期”：“父母们面对着的是令人捉摸不透的、越来越疏远的子女”。促使代沟复杂化的众多因素中，日新月异的信息传播技术（ICT）居功至伟。将近半个世纪过去，ICT以几何级数速度更新扩散，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成为时空本身。卡斯特（Castells，2003）在其《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中，系统地讨论了基于ICT的网络社会是如何使空间从“地域空间”升级为“流动空间”，并消解了原有的线性时间，创造出“无时间的时间”。近年来，以微信为代表的“宰制性”媒介更是史无前例地介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定义着我们的“在世存有”（孙玮，2015）。
媒介与年龄、重大社会事件并列成为决定一代人集体记忆和价值观的重要因素。在生物属性、社会属性、家庭属性以外，代似乎又可以加上一个媒介属性。不过与前三个属性不同，代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不同的代使用不同的媒介，按照“媒介即讯息”（McLuhan，1964）的逻辑，不同的媒介使用又促成了代与代之间的异质化，以及代内部的同质化。在操作层面，媒介与代之间的交互作用，*明显的表现就是媒介代沟。周晓虹（2011，2015）在北京、上海、南京、重庆和广州五大城市所做的77个家庭的焦点小组访谈则显示，城市家庭代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对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其内涵与外延随着不同年代而不断变化）等“器物”的使用上，并因此出现知识、观念、生活方式的连锁代沟。他进一步指出，所谓“数字鸿沟”，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代际鸿沟”。笔者（周裕琼，2014）对深圳200个城市家庭亲子两代的比较则进一步显示，代际之间在新媒体采纳与使用上的差别显著且稳定，因此，笔者将之命名为“数字代沟”（周裕琼，2015）。从计算机到手机（朱秀凌，2015）、从互联网到微信（林枫，周裕琼，李博，2017），数字代沟作为一种现象不仅获得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也日益频繁地出现在新闻报道和行业报告中。但是作为一个概念，数字代沟却缺乏明确的定义以及统一的操作化测量手段，本文的初衷正是要填补上述空白。
四
数字代沟的概念化与操作化
在某种程度上，数字代沟是数字鸿沟概念的一个分支，即存在较大年龄差距的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或称作代际数字鸿沟（吴士余，2003），也有聚焦于老年群体的学者将之定义为银色数字鸿沟（胡安安，黄丽华，许肇然，2017）。对于数字代沟的考察既可以从年龄来分层（即，老中青三代之间的数字代沟），也可以从家庭关系来入手（即，祖亲子三代之间的数字代沟）。数字鸿沟使用divide，强调不同地区或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泾渭分明不可逾越，但我们倾向于使用gap来描述数字代沟（digital generation gap），因为gap在强调沟壑的同时暗含着融合的可能性，这才是数字代沟研究的终极目标。事实上，无论是从人类社会的代际传承角度还是从家庭内部的代际互动角度来看，数字代沟虽然分隔了几代人，但在沟的底端却是相连的。我们认为，对数字代沟的考察，应该看到的是“差异”而非“差距”。每一代人因其成长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不同，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必然存在不同，这是水平方向的“差异”，而非垂直方向的“差距”。投射到新媒体上，青年人的如鱼得水、中年人的亦步亦趋和老年人的望尘莫及，同样也只是每一代人面对数字生活的自然状态，不存在好坏高下的价值判断。
让我们再来看看数字代沟应包含哪些维度。已有的数字鸿沟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参考。我们认为从数字鸿沟研究转向数字代沟研究必须增加一个微观/家庭层面，即，在家庭内部考察不同代之间在数字媒体的接入、使用与素养上的差异。微观/家庭层面的加入，不仅是对宏观/**和中观/社会层面的有益补充，更重要的是，它把数字代沟放在了具体的场景与关系中，代沟不再是难以逾越的divide，而是可以通过家庭代际互动（哺育与反哺）来填补的gap。我们对数字代沟进行如图二所示的概念化与操作化。
我们从三个层面考察数字代沟：微观数字代沟从代的家庭属性出发考察家庭内部的代际差异；中观数字代沟从代的社会属性出发考察社会不同年龄层（现实代或代单位）之间的代际差异；而宏观数字代沟则从**/区域发展角度考察全民数字化进程中代际不均衡程度，具体可以借鉴数字鸿沟指数（DDI）的框架计算出数字代沟指数（Digital Generation Gap Index, DGGI）。在操作化层面，我们借鉴数字鸿沟研究的已有成果，从“接入——使用——素养”三个维度测量数字代沟，并根据已有文献提出每个维度下的具体指标。
五
涵盖三代人的中**庭新媒体调查
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考察数字代沟，必然对数据有很高的要求。它必须是来自全国范围的、涵盖社会不同年龄层、且以家庭为抽样单位的大型调查，其难度可想而知。其中，*难的一步在于进入家庭后，必须同时访问家庭内祖、亲、子三代人，这样才能通过配对比较的方式呈现出同一个家庭内的代际差异。
我们的调查以中**庭中的老年人（祖代）为样本源，由其辐射到中年人（亲代）和青年/青少年（子代）。我们以国内人口学针对老年人的两项普查——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CLHLS）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的数据为基础设立了配额抽样框。2018年1月-5月期间，我们的调查员（65位经过培训后的研究生），在国内4个一线城市、7个省会城市和47个普通城市按照给定配额寻找到符合条件的老人，并对老人及其14岁以上的家庭成员尽可能全部覆盖。*终我们有效访问948个家庭的3282个样本，其中祖代1103个，亲代1420，子代759个。受访者的地域、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分布如表1所示。
为了提高数据的代表性，我们根据《2017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老年人地域和年龄的联合分布对数据进行了加权。下面我们将以加权后的数据管窥微观和中观的数字代沟，并讨论宏观数字代沟指数的计算思路。
六
中**庭的微观数字代沟
在微观/家庭层面，我们根据其身份（祖代、亲代、子代）对同一个家庭中的样本拆分配对，共组成了3479个配对，其中邻代之间的亲子配有2805对，隔代之间的祖孙配有674对。再进一步，我们把亲子配分成中高龄亲子配（即，40岁以上中年人和其父/母）958对，和中低龄亲子配（即，40岁以下青年、青少年和其父/母）1847对。
（一）微观数字接入代沟
以微信采纳为例，我们比较了3479个配对家庭中祖孙之间、亲子之间的接入差异。如图三所示，在三种配对家庭中，晚辈的微信采纳率（均在95%以上）都远远高于长辈。其中，祖孙之间数字接入代沟*大（相差70.4%）、中高龄亲子次之（相差66.7%）、中低龄亲子*小（相差21.1%）。
即便长辈和晚辈都已采纳微信（总计有1824对家庭），他们之间的采纳时长也具有显著差异。如表二所示，我们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祖孙之间、中高龄亲子之间以及中低龄亲子之间的采纳时长，在所有配对中，晚辈采纳微信的时长都显著高于长辈（p<.001），其中，中低龄亲子之间采纳时差*长，祖孙次之，中高龄亲子之间采纳时差*小。
（二）微观数字使用代沟
我们从微信使用深度（已经会用的微信功能数量）、社交广度（微信好友数量）、使用强度（改编自Orosz等人(2016)的Facebook Intensity Scale，由十个问题组成，Cronbach's α=0.875）三方面来考察祖孙之间、中高龄亲子之间以及中低龄亲子之间的数字使用代沟。配对样本t检验的数据汇总如表三，其差异直观呈现如图四。三个组别在微信使用深度、社交广度和使用强度上的差异一致且都具有统计显著性（p<.001），晚辈的使用程度明显高于长辈，祖孙之间的使用代沟*大、中高龄亲子次之、中低龄亲子之间的使用代沟*小。
（三）微观数字素养代沟
我们使用了一系列量表测量受访者的信息评估、谣言辨别和流行文化素养，然后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之后进行因子分析（KMO值=0.734），再根据主成分分析的变换矩阵计算出数字素养的综合指数。如表四和图五所示，三个组别在数字素养上的差异均具有统计显著性（p<.001），晚辈的数字素养明显高于长辈，祖孙之间的素养代沟*大，中高龄亲子次之，中低龄亲子之间的素养代沟*小。
七
中国社会的中观数字代沟
在中观/社会层面，我们按照年龄把受访者分成老（60岁及以上，N=953）、中（40-59岁，N=1155）、青（40岁以下，N=1174）三代人，考察三者之间的接入沟、使用沟和素养沟。
（一）中观数字接入代沟
如图六、图七所示，老中青三代人在数字设备（台式/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以及微信的采纳率呈现一致的差异。即，青年人采纳率*高、中年人次之，老年人采纳率*低。
（二）中观数字使用代沟
如表五所示，青年人微信使用程度*高，中年人次之，老年人*低。不仅ANOVA分析显示三代人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p<.001），而且进一步两两t检验也显示任何两代人之间的差异都具有统计显著性（p<.001）。
再来看使用内容，如图八所示，老中青三代人的关注点迥然不同。在我们调查的十类信息中（多选题），差别*大的有四类。老年人对养生信息和政务要闻的关注*高，中年人次之，青年人*低；对影视八卦和工作信息的关注则正好相反。
（三）中观数字素养代沟
如表六所示，青年人数字素养*高，中年人次之，老年人*低。不仅ANOVA分析显示三代人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p=.000），而且进一步两两t检验也显示任何两代人之间的差异都具有统计显著性（p=.000）。
八
微观与中观数字代沟之
比较与宏观数字代沟之计算思路
无论是从微观/家庭还是中观/社会角度来观察，都能看到横亘在不同代之间的数字鸿沟。将两种视角互相对比，得到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在社会层面，数字接入、使用和素养随年龄依次递减的趋势清晰且一致；但是深入到家庭内部，我们却发现，子代、亲代和祖代的差异并非简单递减。家庭关系与家庭身份似乎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干预着人们的数字接入、使用和素养。
以微观和中观的数字代沟数据为基础，如何计算宏观的“中国数字代沟指数”？借鉴前人思路（祝建华，2002），我们以数字接入代沟为例，提出以下初步的计算公式。
这个公式既可以基于微观数据从代的家庭属性（即，祖代、亲代、子代）来计算，也可以基于中观数据从代的生物和社会属性（即，老、中、青）来计算。其中， 是指所有人的平均采纳率（我们的样本为76.5%），Pi是指不同身份或年龄的某代人的采纳率，Wi是指这代人占总人口的比例。
根据表七汇总的不同身份或年龄的人口比例和微信采纳率，我们计算出的数字接入代沟指数分别为0.230278（祖亲子分代）和0.230465（老中青分代），有细微的差异。
九
总结与展望
本文在代的生物和社会属性之外，引入了家庭属性，从而将代问题与代沟现象置于中国特色的家庭传播场域来予以考察。在此基础上，我们以家庭为根本，推及到社会和**层面，从接入—使用—素养这三个维度对数字代沟予以概念化与操作化。我们使用全**庭三代人的问卷调查数据，聚焦于微信这一*具代表性的数字媒体，对微观/家庭以及中观/社会数据代沟进行了描述与比较，并提出初步的宏观/**数字代沟指数计算公式。数据显示，无论是在家庭代际（祖亲子）之间，还是社会群体（老中青）之间，微信接入、使用和素养的差异都是显著的。进一步的比较发现，祖亲子不同家庭身份能对老中青不同年龄断代间的差异产生微妙的干扰。由此上升到**层面，根据祖亲子分代计算出来的数字接入代沟指数与根据老中青分代计算出来的结果也存在微妙的差异。
遗憾的是，本文仅止步于数字代沟概念化与操作化，未能进行更深入的数据分析与理论阐释。本文在研究重心、研究目标、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有待后继者通过以下的转向来弥补：其一，将研究重心从接入代沟转向使用和素养代沟。其二，将研究目标从概念描述转向理论阐释。其三，将研究视角从静态转向动态。*后，将研究方法从量化转向多元。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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